围绕洋酒展开，聚焦“杯盏里的洋酒，从跨洋风物到日常里的风味注脚”这一主题，核心涉及洋酒排名前十名相关内容，内容呈现洋酒的身份转变，即从原本跨洋而来的异域风物，逐渐融入日常，成为人们生活里增添风味的存在，同时以洋酒排名前十名为切入点，展现洋酒在消费场景中的普及与受众对其认知、选择的相关维度，勾勒出洋酒在本土生活中的渗透与发展，让人们看到这类外来酒类从稀有到日常的变化过程。
第一次对洋酒有具象认知,是在外公的旧柜橱里，磨得发毛的木质格子里，斜躺着一瓶贴满金色外文标签的酒，瓶身蒙着薄尘，瓶颈系着的红丝带早褪成了粉白色——那是九十年代初远房亲戚从海外带回来的威士忌，外公珍藏了快二十年，只有逢年全家围坐吃年夜饭时，才会倒出小半杯，兑上大半杯冰绿茶，推到刚成年的表哥面前：“尝尝洋玩意儿，别喝多，劲大。” 那时候洋酒在普通人的生活里，总带着点“遥远”的滤镜：是老电影里绅士端着的琥珀色白兰地，是港片里大佬谈判桌前摆着的XO，是商场烟酒柜里被锁在玻璃柜里、价签高得让人咋舌的“奢侈品”，好像天生就和“日常”两个字隔着一层跨洋的距离。 没人说得清洋酒最早是什么时候叩开中国市场的门，有人说可以追溯到晚清通商口岸开埠时，洋行的商船载着葡萄酒、威士忌停靠在广州、上海的码头，最先出现在租界的酒吧和洋行买办的餐桌上；也有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来后，第一批进入国内的人头马、马爹利，靠着“人头马一开，好事自然来”的广告语，成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酒桌上撑场面的硬通货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洋酒是和“面子”绑定的：婚宴上摆一瓶XO，整场酒席的规格好像都高了一截；商务宴请开一瓶单一麦芽威士忌，合作的诚意似乎都更足几分，那些装在流线型玻璃瓶里的酒液，装的好像不只是发酵蒸馏的风味，更是被附加上的身份、排场和说不出口的社交密码。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洋酒慢慢卸下了那层“高高在上”的滤镜，悄咪咪钻进了普通人的日常里。 你能在老巷深处的社区小酒馆看到它：留着寸头的老板把金酒和熬了一下午的桂花蜜混在一起，兑上带着气泡的苏打水，杯口插一片新鲜薄荷叶，端给刚下班的白领；你能在周末朋友的家庭聚会上看到它：有人带了瓶顺滑的伏特加，切半颗香水柠檬，丢几块冻好的话梅冰，兑上冰爽的乌龙茶，比超市卖的预调鸡尾酒还对胃口；你甚至能在楼下卖卤味的小摊看到它：穿人字拖的小伙子拎了半瓶白朗姆，就着卤鸭头和拍黄瓜，和老板聊上周看的球赛，说这酒兑冰可乐喝，比冰镇啤酒还够劲。 现在的人喝洋酒，早就没了早年“必须用专门的酒杯、必须纯饮才懂行”的规矩，没人会嘲笑你把白兰地兑进冰红茶里，也没人会指责你在龙舌兰里加枸杞和红枣——喝得舒服，才是最要紧的事，有人爱单一麦芽威士忌里裹着的泥煤和蜂蜜香，倒一小杯加块冰，就着窗外的晚霞慢慢抿，消解一整天上班的疲惫；有人爱白葡萄酒的清爽酸冽，吃麻辣火锅时倒一杯冰镇的，解辣又解腻，比酸梅汤还开胃；还有人爱利口酒的甜，倒在牛奶里当睡前的小甜水，喝到微醺刚好裹着被子睡个好觉，那些曾经漂洋过海、带着异国风土的酒液，慢慢适配了中国人的口味，成了餐桌上、小聚里、独处时，和白酒、啤酒、黄酒一样的选择，没什么特殊的光环，不过是杯里盛着的一点风味，一点情绪的出口。 我曾经在大理的一家小酒馆遇到过个头发花白的阿姨，她面前摆着杯加了话梅的朗姆酒，说自己年轻时候第一次喝洋酒，是儿子出国回来带的白兰地，当时觉得又冲又辣，怎么都喝不惯，这几年退休了到处旅游，在小酒馆喝到老板调的酒，才发现原来洋酒也能喝出话梅的酸、桂花的香，“哪有什么‘洋’不‘洋’的，喝到嘴里舒服，就是好酒。” 是啊，酒从来都是跟着人走的，当年跨山越海而来的洋酒，就像历史上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辣椒、番茄、马铃薯一样，从一开始的“陌生舶来品”，慢慢在烟火气里扎下根，适配着我们的口味，融入我们的日常，它不用再端着“高端”的架子，也不用被贴上“外来”的标签，就只是杯里的酒：是聚会时碰杯的热闹，是独处时松弛的陪伴，是我们在尝遍了本土风味之后，多打开的一扇风味的门——毕竟喝酒这件事，从来喝的不是标签，不是产地，是杯盏里盛着的，属于当下的那点自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