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北京人》是曹禺的经典剧作，故事以抗战前北平曾家为背景，展现了曾家这个封建世家的衰落，曾皓自私专制，儿媳曾思懿虚伪刻薄，儿子曾文清懦弱无能，寄居的愫方善良隐忍却深陷情感困境，还有追求新生活的瑞贞等人物，作品刻画了不同人物的灵魂褶皱，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，也寄托了对冲破旧家庭束缚、追寻新生的希望，深刻反映了旧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性挣扎。
若要给中国现代话剧找一个“魂”的归处，绕不开1910年出生在天津的万家宝——也就是后来以“曹禺”为笔名的剧作家，更绕不开他笔下那部浸着老北京秋阳与槐香的《北京人》，很多人初读曹禺会困惑：一个在天津租界长大、常年在上海重庆辗转的人，怎么能把北京人的骨血写得那样透？可若真翻遍他的人生就会懂：他从不是站在胡同外看北京的“过客”，他是把半辈子对“人”的疼惜，都揉进了北京城的砖缝里，成了最懂北京人精神内核的“异乡知己”。
曹禺与北京的缘分，是从年少时的“串门”开始的，还在南开中学读书时，他就常跟着有世交的亲友往北京跑，钻过胡同深处朱漆剥落的宅门，见过廊下挂着的鸟笼、案上供着的半残盆景，也见过穿着绸衫的老爷们提着鸟笼晃到什刹海，转头回家就对着空了的米缸叹气；见过知书达理的少奶奶当着人笑盈盈转脸就抹眼泪，也见过仆人们在廊下咬着耳朵说东家的秘辛，那些藏在礼数周全背后的压抑，裹在京片子客气里的凉薄，飘在四合院上空散不去的沉闷，他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像攒着一捧待燃的炭,就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烧出照亮人心的火。
1940年，在江安的潮湿冬雾里，曹禺写出了《北京人》，没有《雷雨》那样撕心裂肺的雷雨夜，没有《日出》那样声色犬马的十里洋场，他把笔落在了北京胡同里一座连钟都停了的曾家老宅里，有人说这是他写得最“北京”的戏：曾老太爷反复擦着他那口漆了上百道的棺材，大奶奶思懿操持着入不敷出的家，嘴里说着最周全的话，手里攥着最紧的钱，愫方披着旧毛衣在廊下看信，眼里亮着一点不属于这深宅的光，还有那个粗手粗脚的人类学者袁任敢，带着女儿喊着“要敢爱，敢恨，敢像人一样活着”，曹禺写的哪里是一户姓曾的人家？他写的是世世代代活在“规矩”里的北京人：那些把体面看得比命重，把委屈咽进肚子里的老派市民，那些在旧笼子里扑腾着翅膀想飞出去的年轻人，那些被生活磨得圆滑却还留着一点心底软的普通人，他写曾家的墙挡着阳光，其实是写旧时代的闷气压得人喘不上气；他写文清抽大烟抽得没了精气神，其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,疼着那些被日子熬空了心的人。
很多老北京人看《北京人》看到掉眼泪，说“这写的就是我家隔壁那院的事”，曹禺听了只是笑，他写北京人，从来不是写表面的京片子、豆汁焦圈、遛鸟听戏，他写的是北京人骨子里的东西：那点刻在礼数里的善良，那点被生活磨出来的隐忍，那点在大时代里撞得头破血流也想找个活路的韧劲儿，抗战胜利后曹禺真的定居北京，住在东四的胡同里，早上出门买豆浆油条，会跟卖早点的大爷唠半小时家常，去人艺排戏的时候，路上碰到拉洋车的师傅，也能蹲在路边跟人聊半天家里的难处，他总跟青年演员说：“你别演‘北京人’的架子，你要演‘人’——北京人首先是人，有疼有痒，有爱有恨，别把他们演成标签。”于是人艺舞台上的《北京人》演了几十年，愫方的温柔里有硬气，思懿的刻薄里有委屈，连曾老太爷的固执里，都藏着对日子过不下去的慌，那些角色从来不是戏里的人，是观众家里真真切切存在过的长辈、亲戚、邻居。
曹禺这辈子没拿自己当北京的“外人”，晚年他坐在书房里，窗外就是北京的胡同，风吹过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响，他还会跟女儿万方念叨，说年轻时候在北京城逛，听见胡同里有人家吵架，隔着墙扔出来个瓷碗，碎在地上响得脆，转脸那家的媳妇就端着碗给门口要饭的老人盛粥，他说北京人的魂儿从来不是什么“天子脚下的气派”，是在泥里也能长出点善念，在闷得透不过气的屋子里，也总有人敢推开窗去碰阳光，他写了一辈子戏，最疼的就是这些在日子里熬着、却总没忘了要“像个人一样活着”的普通人，而北京这座城，恰恰装下了他所有对“人”的观察与慈悲。
如今人艺的剧场里，《北京人》的大幕拉开，槐花香仿佛还能从舞台上飘出来，那些一百年前的叹息与希望，还能戳中今天台下的观众，有人说曹禺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怎么就把北京人写活了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：他从来不是写“北京”这个地名，他写的是在这座城里活过的、活生生的人，他把自己对人的悲悯、对新生的期盼，都种在了北京的胡同里，于是他自己也成了北京文化记忆里，最滚烫的那一部分——他是写北京人的曹禺,也是永远活在北京人心里的曹禺。
